如果古人也有微博、朋友圈，在七夕那天一定会非常热闹。七夕是一年最炎热的时候，相传从汉代起，古人就有在七夕晒衣的习俗。《杨园苑疏》记载，西汉建章宫有太液池，池西有汉武帝之晒衣阁，每到农历七月初七，宫女必登楼晒衣。魏晋时期，七夕晒衣已经相沿成风。是日清晨，张家大门敞开，院子里尽是绫罗绸缎，鲜艳夺目；李家的衣物也铺开了，论品相一点也不亚于张家，甚至还有今年最新款、限量版的潮流新鞋。

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咸，看不惯富人们攀比晾晒衣物的这些低俗把戏，于是在自家庭院中，找了一根竹竿，漫不经心地挑起一块破布短裤，迎风招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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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七夕是一个美好、浪漫的节日。如果只是晾晒一些衣物、箱笼之类，未免太过于平常，少了些许诗意。像阮咸这样的读书人，不过就是偶尔“自黑”一下，更多的读书人则玩起了高级的晒法——晒书。这一晒，已经晒了两千多年。

关于晒书，最早的记录是西周时期《穆天子传》所载的“天子东游，次于雀梁，曝蠹书于羽陵”。但这里说的是伏天晒书，并没有特指在七夕。那么七夕晒书的来源呢？据史料记载，这一习俗起源于东汉末年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有言：“七月七日，曝经书及衣裳，不蠹。”可以看出，晒书和晒衣一样，目的是为了防止生虫。

虽然是如此朴实无华的缘由，但读书人晒书，总会晒出一些事儿来。

比如有韬光养晦型。据说，汉末司马懿因位高权重，颇受曹操忌惮，为求自保，便称病居于家中。曹操派亲信试探虚实。时值七夕，司马懿在家装疯晒书被曹操识破，只得乖乖回朝任职。

另有傲娇型。西晋时期，七月初七这天，大家都捧出书来晒。唯有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，敞开衣襟晒肚皮。众人费解，问他作何，他回答：“我晒书。”原来，这郝隆饱读诗书，满腹才华，所以如此自负。世人却认为他在夸耀才学，蔑视习俗。

还有创新型。别人晒书都是找一块空地，偏唐朝诗人陆龟蒙要用床。他还在诗中写道：“早云才破漏春阳，野客晨兴喜又忙。自与酌量煎药水，别教安置晒书床。”

不过，这些人的运气比起清朝著名学者朱彝尊都差了点。朱彝尊也算是个傲娇型的晒书选手，可人家晒书却正经晒出了名堂。

朱彝尊一生嗜书如命，藏书颇丰。据说，他的藏书多达8万卷，储藏于“曝书亭”“古藤书屋”“潜采堂”等处。他还曾著有一本书，就叫《曝书亭集》。明清两朝的晒衣晒书习俗由七月初七挪至六月初六。相传，康熙皇帝曾于某年的六月初六微服私访，经过罢官在家的朱彝尊的宅第，看到他一面晒书一面晒肚皮，康熙觉得这人甚是有趣，一时兴起，就和他聊开了，这才发现朱彝尊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人，便破格重新起用了他。

在今天看来，晒书本身是极其环保的护书方式。长达几个月的梅雨季节，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一些破坏，使书籍发黄、长虫、霉烂，甚至脱墨、破损，对于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来说，这简直是“灭顶之灾”。

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，晒书也越来越讲究。从最开始晒书于空地，到清人朱彝尊盖的“曝书亭”，可见大家对晒书的重视。如果非要深究晒书之法，只有搬出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《藏书纪要》中的描述：“曝书须在伏天，照柜数目挨柜晒，一柜一日。晒书用板四块，二尺阔，一丈五六尺长，高凳搁起，放日中，将书脑放上，两面翻晒。不用收起，连板台风口凉透，方可上楼。”

晒书，并非“裸晒”，也讲究时辰；晒后，还需凉透才可收起来。历代的一些诗句，如宋代刘筠的《戊申年七夕五绝》：“岂惟蜀客知踪迹，更问庭中晒腹人”；清代唐孙华的《周砾圃被盗窃书砚 作嘲盗诗戏和》：“从今腹笥防窥瞰，莫向人前卧晒书”；清代孙枝蔚《七夕忆内》：“遥怜弄针妇，空嫁晒书人”；清代毛奇龄《七夕》：“向夕陈庭尝下果，连年每晒腹中书”……都向我们展示了七夕节晒书的传统风俗。

今天，我们更应该效仿古人晒书、爱书、惜书的情怀。七夕夜，从自家阳台上收回晾晒了一天、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籍，随手打开一本传说故事，于淡淡的荷花香中，给孩子们再讲一讲那些古老的故事……

七夕，不只有桑间之约，也有书卷气。

本文出处：《中国节·七夕》（文字：苏槿 插画：萧三闲）